音乐无国界，它能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全人类沟通的桥梁。

　　回溯历史，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活动始于秦汉时期。通过人员往来、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我国古代乐器陶埙、铜铎和瑟等就已流传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后又逐渐扩大到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漫长的传播历程中，从传播渠道看，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经历了从“以人为媒介”到“以物为媒介”的转变；从传播主体看，经历了从官方主导到民众自发参与的转变；从传播内容看，经历了从宫廷音乐到民间音乐的转变。

　　东亚国家中，朝鲜和日本的音乐受中国影响较大。其中朝鲜接受中国音乐文化较早，曾是中国音乐文化东传日本的桥梁。秦汉时期，中国的瑟、箜篌等民族乐器就已在朝鲜地区传播。唐宋时期，中朝两国乐工往来交往活动日渐频繁，中国派出大量乐工到朝鲜教授乐舞，并赠送了部分乐器、乐谱。中国的燕乐由此传入朝鲜，并逐渐演变成朝鲜高丽朝宫廷中的重要乐种——俗乐。此后，以轩架乐器、八佾舞等为代表的中国大晟雅乐的输入，更是为朝鲜高丽朝中、后期的宫廷音乐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开始直接向日本传播，为其现代雅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由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开始大规模、组织化地接受中国的音乐文化。中国雅乐、燕乐和散乐等宫廷音乐以及踏歌、朗咏和催马歌等民间音乐得以大量传入日本，其中《玉树后庭花》《苏合香》《泛龙舟》等古曲目以及《碣石调·幽兰》《番假崇》等古乐谱更是对日本的音乐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被日本的雅乐广泛使用。

　　对越南来说，中国音乐是古代皇室增强国家认同、鼓舞民众情绪的重要借鉴。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自汉代起，越南一直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中国的礼乐制度也经由这种宗藩关系传入越南。越南古代俗乐中的陶娘歌、嘲歌等，其歌词大多来源于中国的诗词歌赋，曲调也多由中国传入。明清时期，中国的礼仪乐——雅乐传入越南宫廷，受到越南黎朝、阮朝统治者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越南维持国家安定、展现王权威力的重要手段。同一时期，大量中国乐器也传入越南，如月琴、笛子和琵琶等。宫廷音乐衰落后，这些乐器流入民间，受到越南民众的喜爱。

　　明末清初，迁居至马来西亚的华人成为传播中国音乐的主力。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大量移居至马来西亚。这些华人移民为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种子，如粤剧、客家剧、琼剧等。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壮大，在当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马来西亚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体系，呈现出偏向大众娱乐、偏重中国闽粤地区传统音乐、中国音乐马来西亚化等多种特征。

　　近代之后，来华西人取代政府成为传播中国音乐的主力。20世纪早期，我国音乐界开始出现“褒西贬中”的倾向。但此时来华西人却展现出对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戏曲的崇尚之情。以美国音乐家亨利·爱希汉姆、德国教育家尉礼贤、美国传教士郝路义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家通过翻译中国古代音乐典籍、创办刊物传播中国音乐研究成果、组织有关中国音乐的集会和路演、在西方交响乐中融入中国古代乐器等多种方式，积极向外国民众普及中国音乐知识。

　　到了现代，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由传统戏曲开始，之后延伸至流行音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音乐的文化和社会价值。1953年，我国首次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国京剧曲目《闹天宫》和《雁荡山》荣获集体一等奖。从1954年到1977年，我国又先后派出多个艺术团赴法国、德国、波兰、印度等40个国家访问演出，梅兰芳、周信芳等优秀戏曲演员也为世界观众表演了《白蛇传》《霸王别姬》等传统戏曲。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已近5000亿元，同比增长10.75%。未来可通过与海外音乐机构和演出公司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作品在全球的发行和演出。在中国音乐走出去过程中，虽然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但通过音乐感知真善美、挞弃假恶丑的基本价值追求却是一致的。

　　(作者：吴瑛、孙蔚航，分别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