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龄━━我的故事
从切玉米到 与卫星为伴
张建国：1949年11月11日出生 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站研究员，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现正负责「中国资源卫星北京接收站改扩建工程」项目。
走进张建国研究员的办公室，立即被几本画册吸引，那上面印的都是卫星遥感照片，有上海的、有香港的、这些从卫星上拍下的照片上，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黄浦江上的洋浦大桥，香港维多利亚湾拖着长长水痕的万吨巨轮。
张建国的工作就是把天上卫星传输下来的图像进行处理，变成这些让人一目了然的图片。
不说三句话就乐，50岁的张建国看上去是个乐天派。他总是一再说自己很幸运，生活很平淡，没什麽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他有着他这一代人很典型的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喜欢合唱的他说，如果搞合唱，他顶多只能唱四个声部八个音中的一个音，他只是人生这个大合唱团中的极普通一员。因此，记者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说服他接受采访。
小时候根本没想到成天跟卫星打交道
我1949年出生在天津，是哪天生的，我妈也记不住，她只记得我是刚建国不多久出生的，所以给我起名建国，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我是三个男孩里的老大；我父亲解放前是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解放後是天津一个区的区委书记，母亲在天津市红十字会工作。
3岁时父母调到北京，我後来就在阜外大街小学（现阜外一�。┥涎�。那会儿喜欢画画，画人物，画古代人打仗，上课也闲不住，偷偷给老师画像，当时就想当一个画家，根本没想到像现在这样成天跟卫星打交道。
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就觉着饿，吃不饱，当时身上都浮肿了，腿上一诜一个坑，我们家属於干部子弟，还好一点，我的一个小学同桌家里比较穷，星期天跟他爸去打鱼，去打树叶，我看他有时装一把豆子在兜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掏出两粒来吃，上课饿得没精神，就趴在桌上睡觉。
到後来，「好人」也没几个了
我初中是在北京四中上的，当时我们班上只考取了三个北京四中的。
可能是1966年，有一次，忽然有高中的人找我们商量，问我们同不同意废除高考制度，我们说，同意啊。当时报纸上天天有大块的文章登出来，这一不考试了，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闹大了。
後来就弄得挺乱的，记得有一个领导人的儿子在我们学校读书，我们还在一块儿打过篮球。以前我们还学习他父亲的讲话，後来他爸怎麽忽然又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遭到了批判，他也搬到学校来住了。
我家里也开始吃紧了，因为我父亲在天津干过地下党，一次天津造反派来到我们家，我在另一间屋子，听见这帮人拍桌子，拍得当当响，我听见他们在大声对父亲吼叫：「你要老实，你自己的问题都弄不清楚，你还敢包庇别人？」我父亲是一个很倔的人，死不承认，当时我真的很担心。
那会儿全乱了，有的同学请别人抄了自己的家，我们每天都去学校，学习社论，上街游行，同时逃学的也大有人在。
刚开始，我们有些同学界限划得挺清楚，过不了几个月，他们自己也变成了「黑帮子女」，整来整去，这拨人上台那拨人下台，到後来「好人」也没几个了。
这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去了山西山阴县，我的一个弟弟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另外一个弟弟跟我母亲去了江西干校。我们一家八囗全发出北京了。
插队时，我绝对是个一等壮劳力，因为我体育比较好，就派我去拉「耧」。这东西是播种用的，上面一个装种子的篓，下面是三根耙地用的叉，前面是一个辕，照理说要套在驴或骡子这些牲囗身上，现在却套在我们身上，最早是小时候在历史博物馆里见过它，没想到在这儿我们要来对付它。
我们宿舍三个小伙子都被派去拉耧，我驾辕他俩拉套结果一共9个队，我们是跑得最快的一架耧，老乡都干不过我们。
像我爱人也拉过犁，因为我爱人她们队牲囗很少，结果这活就派给知青了，其实，即使在农村，女的拉犁的也都很少。
以前有记者问我当年插队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这段日子很悲惨？很不堪回首？我说，没有哇，我不觉得这样呀！
我想可能是我呆在那儿时间比较短，而且跟老乡关系处得好，所以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锻炼。
但有一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
大概是在1971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那里一到春末夏初就把头年晾乾的玉米秆切碎了喂牲囗。当时牲囗棚整面墙都堆满了玉米秆，都得切成牲囗能嚼的一小截一小截，我们手臂、腿、腰全身的劲都得使出来，把铡刀抡圆了恨不得跑起来切。我们三个人轮番上，一个老头不停送秆，反正刀不能停。我们一切切了好几天，手上磨得全是血泡，一躺下就跟瘫了似的，哪儿都动不了。
那天大概是傍晚吃完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短波收音机，就偷偷地听着美国之音，结果就是那天，我们被最原始的劳动累得动都动不了的时候，美国之音说：「阿波罗号飞船登月成功了。」
这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成天讲美帝如何如何，苏修怎样怎样，人家都登上月球了，我们却在这儿干吗呢？还弄一个最原始的铡刀吭哧吭哧切玉米秆子，这样切，什麽时候中国才能登上月球，什麽时候才能搞宇宙飞船？
有些问题真不能想，咱们国家当年走了多少弯路��！
这一天终於快要到了
1972年，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生产大队就让我们去面试。我被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录取了，1975年我毕业後分在武汉，1978年我调到中科院，从1968年到1978年，10後终於又回到北京，工作中一直想考一个研究生，後来一个课题接一个课题，研究生也没时间去考了。
我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做了几年课题，一直到地面站出来後，我才发现命运已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了。1984年我被派到巴西，之後又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学习遥感卫星的地面站接收处理技术，1987年回国，一直在中科院遥感卫星地面站干到现在。
现在，来找我们要卫星遥感数据的越来越多。去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很多部门，其中还有很多记者都上我们这儿来。为什麽？因为通过遥感卫星传送回来的图像，长江哪些地方淹了，哪些地方没事，在图上一目了然。你的工作能看出来有结果，有效益，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好处，这就非常好。
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这两个字总是很敏感，一次晚上11点多钟，我爱人到单位找我，我正在跟外国人谈判，因为外方交工期限问题，我按捺不住同他们大吵起来，刚好我爱人看到了，回到家里，她对我说：「咱俩过了几十年了，头一次见你发这麽大火，你平时不这样�。 �
还有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我们接收了十几年的遥感卫星数据，但都是外国卫星，没有一颗星是中国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通过我们的手，顺利地接收我们自己的卫星发来的数据，源源不断地发给我们国家的各个部门。
好在这一天终於快要到了，国庆前後，我们自己的资源卫星马上就要上天，我们用上自己卫星的日子也不远了。 采访整理／曾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