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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当"干部"
我们长大的岁月是干部吃香的年代。 我小时候最大的嗜好之一就是翻看父亲办公桌上的干部花名册，琢磨还有多长时间父亲的级别就可以"盖"过大院里的其他领导�；褂惺裁幢饶闶谴笤豪锛侗鹱罡叩母刹康亩幽侵指芯醺萌俗缘媚�? 父亲一直没有如我企盼的那样成为一军之首长，我的缺憾似乎更增加了我当干部的欲望。不过，我没有什么特长，且又生性腼腆，很难引起班主任的注意。 于是便有一种撕心裂肺的自卑感悄悄潜入。自卑并不消灭野心，这两种东西凝合起来是一种可怕的动力。 长大了，工作了，还是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国内没有官做，那就出国吧，我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只要你想当干部就能当上，不需要任何表现。我自小学起就不能从中自拔的干部梦算是圆了--我现在是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了。要是在国内当干部也这等容易，我大概也不会到美国来了。当天就给家里写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升迁�？梢韵胂蟾改缚葱攀钡男那�--又有一个儿子出息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在美国没什么好烧的，便向大伙儿发誓编一本中国学生学者花名册，以便大家互相联络和沟通。在我之前已有好几任主席，没有一个到期满交班的编出花名册的，可见在海外当干部之艰辛。 这天去学生中心的书店买书，突然发现大厅里挂着很多外国国旗，其中还有已废除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很扎眼。一股无名火蛇一样在心里窜动。马上给学生会副主席张茅打电话。"在校长楼前等我。"张茅说。 "找校长有什么事?事先有约会吗?"一个面孔得很精致但身体十分硕大的女秘书问我们。 "我们找校长谈谈本校学生中心悬挂已废除的青天白日旗的事。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我代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张茅英语不错，一席话说得女秘书目瞪口呆。女秘书显然不懂我们的愤怒的来龙去脉，又问了不少问题，并飞快地在一沓纸上做着笔记。 "请两位先生先坐，我去向校长通报。"她声音不大，但含有一种恐惧。大概没见过我们这样不告而来的劲头和气冲冲的口气。 十分钟后，校长的秘书从很厚的门后出来。 "对不起，校长今天很忙，他已委托副校长詹姆士与您们交谈，请跟我来。"女秘书说着走过来。"我们非见校长不可!"我说。 "这事关中美两国关系，不见校长我们不走。"张茅的边鼓敲得很响。我们要让60年代参加过反越战静坐的校长尝尝中国红卫兵造反的滋味。 女秘书又无奈地走进校长办公室。我趁机出去上厕所，看到走廊里有两个校警在交头接耳，腰里挂着手枪。我心一沉，反身走回校长办公室，叫张茅。再出来，两个校警已经不见了。我们又气鼓鼓地走回去。女秘书已经坐在她的电脑后面。"校长今天的确没有时间。明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他可以见你们。" 我点头，张茅却使出一毒招，说，"校长能接见多少中国学生学者？我们一共有两百多人。" 女秘书像被马蜂蜇了一般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对不起，我要请示一下校长。" 张茅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出乎我们的意料，校长亲自出来了。他先和我们握手，然后歉意地说，他在与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开会，的确不能与我们交谈，但他很高兴明天能与我们见面。他接着说他理解我们的不满，明天 可以派代表来，由于会议室不大，最好不要超过十个人。 这不是中国学生会第一次就中国主权问题与校方打交道，但却是最成功的一次，被传为佳话。校长在会见后给我们的信里，保证尽一切努力加强校方各级管理人员的外交政治知识，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张茅把原信放入一镜框，挂在他卧室的墙上，号称是他在美国的第一张毕业证。我们把信复印了给领事馆寄去，受到特殊嘉奖--教育领事专程来加放两场电影，并带来了一直拖着没给的学生会经费。 张茅"故技重演"试图逼迫学校附近的一家万国农夫市场摘下悬挂在其屋顶的青天白日旗，但没有成功。他让大家不要去农夫市场买菜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响应--那儿的菜种类多，而且便宜。 我许诺的花名册编出来了，在一次放电影时发给大家，竟受到在场同胞的长时间的鼓掌。我还组织过一次郊游和野餐，亦和到好评。最受欢迎的是我"成立"的义务车队，队长是张茅。任务是每两周出动一次，拉带没有车的同学外出买菜和购物。车队最多的时候有十辆车，差不多每次都有四五辆出动。张茅次次都来，本田新车打头，挺壮观。获益最大的是刚来不久和不敢学开车的女生。我最大的遗憾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爱上张茅的。 我这段当干部的经历是我的简历上的一个特亮的光点：每次面试一个新工作，面试人差不多都要让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一讲起来就收不住。 （摘自《在美国的一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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