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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繁荣的新动力 文/张良
当今的中国，走到了新世纪的门口，也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系列的改革正在全面推进。但是，它们似乎掉进了神秘的“黑洞”，力量被消散于无形；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是，自1997年经济软着陆后，我们还没能起飞。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出现某种衰退迹象。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市场需求不旺、物价下滑、社会投资热情衰减…… 而在改革的推进和成效上，我们更是处在“十字路口”状态。国企改革仍搁浅在“所有权”，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独立性仍是遥遥无期，行政管理和机构改革的目标--建立高效廉洁而廉价的政府--仍难以成为公务员普遍领悟和实现的理念，社会保障在普及面及保障度上的模糊依旧，政府财政在大力开源节流的同时还在探索其真正职能，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仍广受关注…… 1991年11月，当宣布“治理整顿”正式结束后，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局面仍难以突破。那时的中国，被人称之为徘徊在十字路口。而在1997年中国实际结束“宏观调控”，转向“反衰退”的战略目标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 徘徊意味着选择的艰难。 为什么看似简单的命题蕴含如此复杂的风险？为什么众口一词的方向会导致南辕北辙的步伐？当良心已被无数次证明了它的可疑时，有人仍把国企的根基寄托在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之上；当“入世”已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时，中美协议却被某些人喊成“新的21条”；当腐败已是人人喊打时，腐败的纪录仍在刷新…… 改革进入“深水区”，可以摸的石头没有了；改革进入“地雷阵”，需要我们更仔细地辨别路径。困难和挑战全面显现，机遇和风险交织并存。我相信，每一个关心中国、关心社会以及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的人都会追问：中国繁荣的新动力在哪里？ 最新的消息显示，日本已经走出持续9年的经济衰退，正式开始步入回升；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更是已经超过100个月，而且伴随着“高增长、低通涨”的“奇迹”。越南的经济在以两位数增长，印度也即将进入这一“新贵俱乐部”。 谁在妨碍我们致富？ 20年前，当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率先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时，它所带来的冲击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像的。那时，一次对旧观念的突破，就能让我们在致富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不要争论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于”、“要警惕右，但更要防『左』”等，又一次释放了中国社会压抑已久的活力。 此后，旧体制的障碍日益明显，日益强烈，以致很少有人不为它付出代价，也很少有人不把失败归咎于它。 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体制不是藉口》。在这篇解剖一个国企的文章里，企业的厂长在讲述他的成功故事时，也详细阐述了他的体会：既然体制就像空气，把我们每一个人包裹在其中，那么，你的失败就不能以体制为藉口，因为有人能在这个体制下成功。朋友说，在多次考察了这个企业后，他也相信这一点。不久前，一个海南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认为在政府已从市场渐渐淡出的惰况下，再藉体制来掩盖商业智慧的贫乏是一种过时的想法了。一度，这些说法也曾让我心动。但是，国企持续不良的整体状态让这种说法多少显得言之过早。 没人能否认这个厂长和这个企业家的成功，他们巨大的创新能力使他们能超越体制的障碍，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而经济规律决定了大多数企业家不能。 l、在大多数领域，竞争的残酷性在增加，胜负取决于毫厘之间的差异。第二和第一的差距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市场上“赢家通吃”的效应却越来越明显； 2、在不久的将来，大多数领域的竞争对手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独守一隅的封闭市场将因全球化潮流而不复存在。我们的企业诚然支付共同的体制成本，但对手们却不。 目前，整个社会投资的2/3仍由政府主导，因为银行存款仍主要由国企支配。体制内仍然存放着最多的资源，它的分配仍然决定着市场的运转方向，权力从市场的退出太过缓慢，而且，赎买的代价仍然太高。我们能说“体制不是藉口”吗？ 僵化观念、部分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腐化低效、特权经济垄断(银行、电信、铁路、民航、电力等)、不良法治和信用等，都在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在剥夺全体国民的利润。 繁荣的新动力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推动力量。我们面临的选择是： 靠内力还是外力？ “入世”被许多人看作是锁定中国改革之路的关键所在，也意味着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客獠苛α坷赐贫泄姆⒄菇�，在近代历史中多有先例。但外力从来无法对中国的进程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当一个大国因缺乏内生动力而停滞时，没有什么力量能拉动它。俄罗斯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板。 就在“入世”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在当前的中国，与对外开放同等重要的是--全面的对内开放，这意味着对中国所有的经济力量，尤其是新兴的非公所有制经济在资源、市场、社会地位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真正平等对待。近年来，一直高速发展的民营经济速度慢下来了，投资疲软，破产增多。1999年，私营经济的投资从1998年的2.85万亿减少到2.2万亿。在一些沿海的私营企业主中，则一直流行向海外转移资产。经济学家指出，这构成了经济低迷的主因。有学者估计，在沿海的某些地区，1/3的外资企业资本来源是国内民营企业。 之所以要“出口转内销”，一是要享受只有外资才能享受的种种优惠，二是给自己的财产提供更多的保护。同时，相当部分的资产在“出口”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是为美国、为加拿大、为东南亚国家、为南美国家、甚至为遥远的非洲国家提供经济增长。这其中大部分并非向高利润地区的资本扩张，而是向高安全区域的资本逃离。多项研究表明，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的资本流入国的同时(仅次于美国)，也成了全球最大的资本逃离基地。 靠行政力还是市场力？ 很多人都已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经过20年放权让利的改革，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大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不足两成。行政权力所控制的国企，虽然占有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和其他稀缺资源，职工人数也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每年奉献的生产总值只占总数的28%左右。1985年以来，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5%，银行对国企流动资金贷款年均增长22.4%，但国企产值年均增长只有7.78%。几年来国家的数百项重点工程，大部分以亏损、中途搁置告终。国家计委“八五”以来批准的建设项目中，盈利的只有1/3…… 在这种背景下，继续让市长、局长们错位地来扮演经理的角色，依赖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竞争，社会财富的决策性流失必然成为普遍。中外的经验已经证明，行政主导的经济是最不稳定的经济，是成本最高的经济，也往往是最容易变得肮脏的经济。一个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有赖于经济体系成熟的自我运转。市场诚然不是万能，但综合了社会无数智慧的市场会让我们减少犯错的机会。向市场挑战的人不啻是在向千百万颗脑袋挑战。 从中国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健康的市场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迫切需要，就是中国繁荣的新动力。它的产生，有赖于对上层建筑的重建，有赖于改革力量的推动。 一小步还是一大步？ 当人们为市场力量的产生而呼唤改革时，却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论调： 一是改革已经太多了。粗粗一数，近年来的改革措施确令人目不暇接。金融、财税、国企、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险、政府机构、粮食流通……这些以解脱政府财政负担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因出台的过于频繁，以及内容的不够明朗，直接导致了民众预期收入的下降和预期支出的上升，成为市场需求不振的一个诱因，反过来又影响到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倒是各级政府所没有预料到的。总理朱镕基3月5日在向全国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此强调：要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实乃有感而发。 二是改革已经不动了。认为经济的沉闷局面要归咎于战略层面的改革动作太少。 无论对改革的评价有何不同，现在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在路径选择上、方式上、目标上确有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在1992年以前关于“改不改”的争论还能进入主流论坛，那么，现在的焦点则是如何改？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是以“渐进改革”为特徵，那么，现在的改革则被称之为“隐性改革”--以它触及的深层次而被称为“不挂牌子、不提口号的改革”。这种改革需要我们更仔细地去分辨。 目前，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规范管理”的名义下已是越来越热衷于各种“改革”。事实上，股份制改造、产权改革、破产兼并重组、房改等改革中的可疑已让它们的推进遭遇障碍。同样在3月5日的人代会上，朱镕基还指出：各地在落实改革措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原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费用不能转嫁到群众身上。 “隐性改革”更需要思想的引导和监督。 大时代需要大智慧。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把平等给予整个新兴经济力量，把力量交还给市场，让中国的活力更进一步释放出来，这需要往前迈进一大步的整体改革。 (摘自《南风窗》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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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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