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也讲到了韩国的例子，韩国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借鉴的，他为什么可以把偏高的性别比例控制住或者调节过来？ 　　

　　李树茁：我去出访过韩国两次，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我觉得他们三个工作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部分工作就是说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包括一些规定，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这是它做的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利用了很多法律的手段，试图推动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变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比如说韩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家庭体系，那就是说在家里面男的要说了算，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国家也是所有的儿子都能够继承财产，我讲的是世俗的文化，韩国只有长子能继承，所以在韩国的家庭体系下有个户主制，这个户主制规定是不成文的习惯，规定所有的家庭，只有男性才能当户主，无论这个男性是你的父亲，还是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母亲是不能当户主的，最近它刚通过一个法律，宣布户主制是违反宪法的，所以像这种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推动社会的变革，推动文化的变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主持人：其实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家庭。 　　

　　李树茁：是的。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三个，像赵主任刚才讲的，政策，当我们看到政策的时候，不仅仅光看到生育政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视野开阔，用更多的社会性政策。我举个例子，韩国成立了一个性别平等促进部，它是内阁的一个正式的部，所以它通过内阁有一个专门的部来推进整个社会，协调整个社会的各项政策、系统、文化、法律、建设来促进男女平等，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男女共同参与发展，这样女孩的问题，女孩生存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女孩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值得借鉴的地方。 　　

　　赵白鸽：我补充一点，为什么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产生一个偏高的趋势的原因，我想跟各位做一个介绍。现在根据有关学者分析，这里最重要的有四个原因，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第一个是文化的因素，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儿子可以传宗接代等等这样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还是持续存在的，根深蒂固。第二个很要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农村，刚才同学有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些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他所得到的保障体系，包括医疗的保障和养老保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因此他常常把生儿子作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投入和产出方式。第三个很要紧的是跟整个经济政策衔接在一起的，比方在农村，很多女孩子在宅基地继承权，甚至进不了祠堂的牌子，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整个社会是一个负面的导向，只有生儿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由于科技的发展，没有正面地使用科技成果。像现在B超的使用，还有人流和引产技术的使用。因此这四个原因大家可以感觉到，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所生成的。 　　

　　主持人：我们聊了男女性别比偏高的多种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等等，我觉得我们现在把目光再投近一点，看得最现实，刚才您讲到一个是非法的鉴定婴儿性别，还有一个是非法的流产，终止妊娠，我把它看作更多的是选择男婴的一个技术手段问题，我们现在在农村有这么高的性别比，我就在疑问，现在在农村这样鉴别婴儿的性别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赵白鸽：现在实际上正像我开始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这种意愿变成选择的可能性，这里面主要有三大类技术，一类就是B超，它主要是通过影像来确定生殖器以后，然后能看出性别。第二个技术是染色体检查，这个就更加难了，通过实验的数据手段来做的。第三个就是现在有很多终止妊娠的药物流向市场，本来按照道理应该变成一个处方药，但是变成非处方药的时候，流入市场以后引起很大的不满。按照道理，职业医生只有在通过获得职业医生执照以后才能行医，同时医院必须通过卫生部认定以后的资质，才能够进行有关的技术检查。因为有需求，也需要有需要了解性别，同时又有需求的提供，因为可以赚钱，这是市场导向。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属于科学技术的误导，负面地使用。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在国务院，我们59号文件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大概23个部委，在这里面卫生部和我们将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机构和职业医生的经营范围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这一部分工作，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就要实行对整个孕产期的监测和随访，这样保证他整个的过程，能够让所有的孩子们，包括女孩子们都能非常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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