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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肖锋

　　2008年，这个国家经历了诸多挑战。国际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宣告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国内，雪灾、地震、毒奶粉等一系列天灾人祸冲淡了这个幸运年的喜庆色彩。

　　表面上看，2008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两件大事；而更深层次的转变则发生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我们把“拐点之年”给了2008：好日子告一段落。

　　中国年：国人在西方批评浪潮中聪明起来

　　美国《新闻周刊》称“2008年中国将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德国之声》说“2008年应该是中国年”。

　　2008年的“中国大戏”给了西方媒体诸多题材�！�3•14藏独”事件的西式报道着实给中国人上了一课。这次，是西方媒体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激怒了中国人。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鸣得意、好为人师的文化，通常通过批评其他社会或文化来抬高自己。

　　奥运被中国视为百年扬眉吐气的盛事，火炬亦被尊为“圣火”。然而，途经西方国家时却屡遭骚扰，抵制之声不绝于耳。

　　国际争端最终以经济实力说话。西方抵制北京奥运的破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购买力的强大。经济实力比外交辞令更有力量。

　　西方误读中国与中国看清世界，是中国全球化两大主题，并将长期存在。2008年，中国人弄明白一个道理：假如你是难民之国，西方会援助你；假如你是战乱之国，西方会派出维和部队；假如你是竞争之国，对不起，西方会围堵你。西方人的优越感混杂着利益剥夺感，他们的国际主义与普世价值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内是国际主义情怀，限度之外是扼制、敌对或冷战。

　　2008年，中国人还弄明白一件事，“崛起的大国”并不能换来别人的尊敬。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本年度全球民意调查报告，关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持负面看法的有32%。其中，埃及、肯尼亚和黎巴嫩的民众给予了中国最高的认可——三国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有积极影响。与此相对，在日本、德国、土耳其、美国和意大利，认为中国对世界主要呈负面影响的受访者均超过半数。

　　西方欲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贷款援助，理由是一个能花上万亿搞出史上最壮观奥运、能在太空漫步的国家，断不需外界援助了。

　　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耐心地平抑西方的误解与不满。胡锦涛在访日期间展示了乒乓球技，并幽默地对境外记者表示，若参加奥运比赛，会选择乒乓球。温家宝在考察奥运场馆时出人意料地表演了“三步上篮”，习近平则秀了一把足球。中国领导人意图十分明显，借助奥运融入世界，并全面促进国家和谐发展、更加开放。

　　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教就不能被接受。这个道理是被西方认为与他们最接近、最国际化的中国80后们用行动讲出来的。

　　不幸的“幸运年”：拐点不期而至

　　2008年有两大测不准，一个是中国汶川大地震，另一个是华尔街金融海啸。

　　1996年成功预言了亚洲金融�；�的保罗•克鲁格曼12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次金融海啸的预言者却了无踪影。人们只能记起股神巴菲特那句名言：“只有潮水退却，才知道谁在祼泳�！比缃裾�个西方金融界成了裸泳者的海滩。

　　“贪婪是好的。”这是奥利弗•斯通电影《华尔街》的经典台词。华尔街式的贪婪将地球出卖了67次——全球虚拟资本交易量超出实体经济GDP达67倍。

　　中国人的勤俭之道不仅给西方人上了一课，也替他们买了单。国家领导人多次向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将用实际行动支持救市，“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毕竟，中国持有美国“两房”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中国靠卖苦力充当美国的债主，是美国不劳而获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承担了通胀转嫁、生态环境等诸多成本，是国际热钱洗劫的对象，金融海啸一来财富严重缩水。

　　中国百姓终于明白，除了比尔•盖茨外还有另外一个美国，他们无需努力就可以住上大房子。次贷�；�的实质是全球人都在为美国人供房。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提醒说，凯恩斯的“消费刺激需求”理论是从西方引入的最坏的东西，应当回归东方质朴的生活伦理。

　　2008年之前中国无不弥漫着“赌奥运”的气氛。按数字迷信，2008是个吉祥年、幸运年，连奥运开幕式选择的时间都是一串8。有讥讽者称，“1•25雪灾”、“3•14藏独”、“5•12地震”数字均相加为8，何幸运之有？

　　接下来的股灾、房灾更是刺痛了中国人的心。股市从6000点掉到2000点以下，缩水2/3。

　　于是救不救市的争论从学术界弥漫到传媒和公众。张五常说，与其救市不如救企业。谢国忠则称，那些不该救的企业不如早死早托生。郎咸平则指出，中国独有的“二元经济”令热的垄断部门更热，冷的制造业更冷，小老板关门，制造业的钱都流向楼市股市。所以，中国经济根本不是过热，而是过冷。

　　中国人在反思，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新闻周刊》盘点“美国是否在输掉全球化”，指上一个10年美国取尽全球化的优势，而这10年美国正失去全球化的领导地位。文章自问自答“美国剩什么”，答：还有农业、有高科技、有高教及商业品牌。

　　那么，中国剩什么？中国经济又进入每四五年一个周期的“收-放”循环了。有经济学家挑明，本质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和企业界创新的匮乏。即使不发生世界经济衰退，这两大问题迟早也会导致后劲乏力。这样看拐点是必然的，金融海啸只是催化剂。

　　解放思想：改革仍由政府推动还是还权于民

　　温家宝受访时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他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政府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

　　温家宝被外媒誉为中国的“首席同情官(者)”，与民工共同进餐，拥抱艾滋病患者，下煤矿与满脸黢黑的矿工合影，2008年汶川地震又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赢得国际赞誉。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2008年“两会”期间铁道部给自己在华南雪灾中的表现打了90分，引来一片嘘声，被网民评为“很傻很天真”。

　　原本期待的“大部制”改革数度难产，此前五次改革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跋衷谡�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崩罱鸹�临退这般炮轰发改委。

　　中国机构改革之难，在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2008年，陈良宇案终于出了结果。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远未了结。

　　香港传媒盘点改革开放30年用了“五大成就、五大不足”，其中五大不足包括政治改革进展缓慢、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环境污染。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受访时提出未来三个改革方向：一是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还权于民首先表现为增大民众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发言权，让公众在监督政府行使权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其次，表现为还产于民，政府退出垄断行业，让小民有更多创业机会。回顾美国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权贵经济逐步让位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走向社会相对均富，美国中产阶级才得以诞生，民主才有了阶层基础。

　　2008年“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创纪录的5.1万亿元，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全国人民可以花的钱。与这辉煌的31%增长相比，近5年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和6.8%。

　　中国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个迷宫般的问题。人们读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财政增长，可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依然捉襟见肘。那么，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美国，同年此三项上的开支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邢普的提案石沉大海。

　　未来GDP增长押在拉动内需，内需的重头在农民。中国的内需在农民的口袋里。农民口袋不鼓，什么城市化、现代化、中产、民主都是空谈。

　　雷与囧：网络民主需要另类表达

　　胡锦涛2008年9月20日上午与网民进行了20分钟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网络上与民众直接沟通。

　　此前，温家宝在人大期间也曾表示过，网民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傲交帷笔只�报上“我给总理留言”达五十余万条，网民作为第N个人大代表的概念名副其实。

　　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美，达到2.53亿。中国的网络民主还只是大学生民主、白领民主、中产民主。广大城市平民、农民或农民工尚被排除在外。他们表达民主的地方在别处。

　　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草根特色的“街头民主”。某些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构成中国的政治困局，“街头民主”事件频仍。

　　瓮安事件后，网络上诞生了“俯卧撑”一词，与此前的“打酱油”、“囧”、“雷”等一起构成中国式网络表达的新潮。杨佳一人杀六警事件震惊全国，杨案的蹊跷很“雷”人，网民以更“雷”的方式表达不满�！爸芾匣ⅰ卑冈虼�2007年一直“雷”到2008年，一位山野村夫终于“功德圆满”，成为某些官员的替罪羊。类似的还有艳照门，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这些网络语言成为本年度当之无愧的流行语。

　　斯文中国：城市在升级，灵魂也要升级

　　一袋小小的奶粉就足以抵消一场盛大奥运取得的国际声望。

　　美国为贪婪付出代价，中国为诚信付出代价，“中国制造”声誉一落千丈。毒牛奶事件让人愤慨和难以理解的是，蒙牛、三鹿、伊利、光明等，都已经是一等一的中国大企业，它们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不管你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一旦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2008年是中国企业家形象大崩溃的一年。不少“时代榜样”如王石、牛根生、李彥宏、黄光裕纷纷“栽了”，身未败，名已裂。又一次证明中国这个青涩阶层的不成熟与尴尬。

　　经济学家认为，毒奶粉事件第一责任人在不良企业，但终极责任在政府，因为国家对百姓有信托责任。社会学家则以为，社会控制不只在于作为权力机器的国家，而更在于宗教、民风、乡规等软约束。

　　地震催生了新中国，80后长大成人，志愿者行善灾区，公仆更像公仆，公民更像公民。强烈的地震和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无数人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汶川大地震得出一个启示：“多难兴邦”。

　　中国政法大学成了2008年高校的“明星”，前有杨帆教授与女学生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后有法学院的程春明教授被学生砍死事件。新教育无用论是学校只教授成功学，不教做人。

　　兴邦不在经济强国，而在精神强国。恶化的贫富鸿沟、荒漠化的心灵，才是一个断裂社会最可怕的事。这比金融问题、经济停滞危险得多，也漫长得多。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