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公众对有效举报方式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3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由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联合调查的结果，或许在大部分人意料之中。它清晰地向公众展示了选择举报方式的比例生成，以及内在的公众可依赖的权力结构。它昭示了公众的无奈，也显示出在回应和处理举报的问题上，公权力不同程度的虚置。

　　从常识看，举报的受理者，应当是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的人和机构。按照通常的逻辑，权力越大越集中，或是有关机构越权威，越可能成为举报人的首选对象。而现实中，恰好与这种逻辑相反，最无“权力”可言的网络成为举报首选，亦非权力机构的传统媒体紧随其后，作为权力代表的司法机关、公安行政机关却成为最后选择。这便是典型的权力悖论。

　　这一悖论无疑具有讽刺意味。最能彰显主流价值和公平正义的司法权、行政权旁落，寓示着公权力在面对公众举报时，所呈现出的无力感和不作为。从公众和举报人的角度看，失范的权力让他们产生隔膜和不信任感。当公众对于担当公民权益调解、维护、发展者角色的公权力缺乏信任时，将导致可怕的后果。网络跃居举报方式排行之首，有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可以最大范围地曝光传播、获取回应，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被打击报复的风险。

　　但公众其实很明白，新兴的网络曝光虽被认为最为有效，实质却是民众四面突围而迫于无奈的选择。网上的喧哗和网下的无助，暗示了这种方式的巨大局限性——举报的最终落实查处，还得依靠公权力的强势介入。从2008年以来的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到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出国门”事件，再到今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虽均借力网络曝光而演变为全国性的事件，但最终还得寻求公权机关来裁决。

　　换言之，借助网络的公开、透明性放大某一个事件，引发公权力的关注，以民意压力倒逼官方作为——这是网络举报的本质。而在缺乏相应的举报机制和对举报人权益有效�；さ那樾蜗�，网络举报虽不乏成功的典型案例，却无助于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它能走多远，是个不小的悬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