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不仅仅是消费前卫

　　从万元户到现在的百万或千万，尽管中国的大多数人刚刚解决温饱，但起码也有20%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中产，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对收入的直线增长感到麻木，而消费或100年前凡伯伦嘲笑的那种“炫耀消费”，成了慰藉这种麻木的吗啡。

　　不相信吗？你一定知道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人潮汹涌，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南京，那里的房屋价格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每平方米1万元，而一套中产阶级居住的140平米以上的高档公寓一般都在100万～300万元；原先骑自行车的道路上一下子爬满了奔驰、宝马和别克，开车人的神情以最直露的方式告诉你，什么叫“人一阔，脸就变”。在我这次会后的欧洲旅行中，巴黎的一站自然会去俗称“老佛爷”的Lafayette百货公司。当我跨进大楼的那一霎那，汹涌的人潮再一次告诉了我，什么叫中国的力量！几乎每一节柜台都写着，“我们提供中文服务”——中国的发展看来也为旅法华人制造了就业机会；几乎每一节柜台前都拥满了导游带领的中国团队，退税柜台前黑压压的更都是中国人的脑袋；不止一个人请我为他们再买一个限购的Louis Vuitton，一个手上已经抓着三个LV的男子对我说，“太便宜了，每个只要500欧！”

　　如果你知道在中国的一些省份，这500欧元或4000多人民币，是很多农民一人或一家的年收入，你就不会有“中国人已经站起来”的兴奋。你也许就会去考虑，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在奔驰、宝马和路易·威登之外，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

　　诚然，我们在年初的雪灾和后来的汶川地震中，已经看到了一些征兆：在2月的大雪覆盖了中国南方，造成许多人有家难回的时候，成群的私家车主在他们的倒车镜上挂上了绿色的飘带，免费接送无法回家的人；在5月的大地震救灾中，我的那位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朋友，带着自己的60台大型机械和解放军同时到达重灾区，他在那里拼了56天的命，以致自己收购而未来得及出手的7000吨废铜的价格从每吨2.5万元跌到1.2万元。其实，中产阶层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为孙志刚之死抱不平以致最终促使国家废除了“收容法”；再比如，为农民兄弟遭受的不平等“鼓与呼”，促使国家一再出台新的惠农政策；还比如，从捍卫物权、反对“市容”的野蛮管理，到为国家献计献策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萧条。只是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历史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宠儿”，也希望他们为这个国家尤其是为这个国家中更多的人民也成为中产做出更多的贡献。

　　30年后但愿大家都中产

　　其实，使更多的人民都成为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也是执政党的近期理想或奋斗目标。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之后，国家所以会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作为奋斗目标，除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改变——拜邓公之勇气，他首先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外，也有社会稳定或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前几年，在播放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时候，我有一次乘坐出租车，一上车司机就和我大谈太平天国。谈完了精彩的剧情之后，那看上去还算忠厚的司机郁郁说了一句，“唉，现在再要有太平天国就好了。”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忙问为何？“杀贪官，均贫富��！”我听后连说，“师傅，你的情绪不对”，引得他对我的身份大表怀疑：“你是当官的？”我告诉他我不是，并且问他知不知道，那个以杀狗官始的太平天国，最后制造“狗官”的速度比它要推翻的清王朝还要快？历史知识大多来源于电视的司机考虑得自然不会这么多，但他相信了我的史学博士学位的身份，也半信半疑中国也许确实不能再有一场“推倒重来”的“革命”。

　　你不必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司机的出格的言语，但他确实反映了弱势群体或普通大众要求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的朴素愿望。党和国家看到了这种愿望，所以才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缩小阶层间的差异，缩小城乡间的差异，让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你认为这一切和你无关吗？确实，一般说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源于自己的专业技能，但你不要忘记，在整个社会的“蛋糕”分配中，你拿走的那块虽然不是最大，但却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大得多。加之，普通大众与上层社会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他们生病要看医生、孩子上学要找老师、打官司要请律师和法官、有事要找“政府”，日常生活还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大小经理。对他们来说，中产阶层就是“有钱人”，而如果碰巧他又目睹了这个“有钱人”为富不仁——比如，医生开刀收受病人红包或老师变着法让学生送礼——他能不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所以，我说过，如果改革失败，中产阶层有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当然是让大多数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过，按现在每年1%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即使60%的人成为中产，也还需要30年。

　　“全民中产”还有哪些障碍？

　　尽管要用30年，但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成为“橄榄型”的“全民中产”社会毕竟还是一种美丽的前景。问题在，在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除了人多以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发展资源？在成为“橄榄型”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障碍？

　　不说你也知道，首要的障碍来源于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中国的人均GDP本来就少得可怜，这少得可怜的GDP偏偏又被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集团以各种明的和暗的方式拿走的太多。明的从收电费的和收过桥费的月薪八千，到平安保险的马明哲之辈年薪6000万；暗的从变相的权钱交易到直接的收受贿赂。事实很清楚，如果不能遏制这一趋势，受剥夺的就不仅是低层社会的老百姓，中产阶层一样难以健康成长。

　　和社会分配不公一样严重的，还有中国的农民问题。确实，改革开放使得农民在市场上流动起来，他们不必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但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孩子上学，城市对我们的农民兄弟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按照工业化的一般逻辑，农民先成为“蓝领”产业工人，再通过教育使自己或下一代成为“白领”工人。但问题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有几个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能够侥幸走完这个全过程？但农民不能被现代化所顺利接受，中国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橄榄型”的中国也不会到来。

　　除了这些客观的难题以外，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存在同样是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也只知道“独善其身”，只关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精神意义。我承认，中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只要有一天，我们的中产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就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之后，精神之花就一定会枯萎吗？ ★

　　2008年12月，写于汉堡-布鲁塞尔-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