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据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报道《山西和顺县原县长受贿案调查组与送钱者的对话实录》。文章中三个送钱者自述的向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行贿的动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县建设局局长给崔保红送去6.8万元，是想让崔县长在建设工程款拨付事项上，能够点头签字；农机局局长送给崔保红1万元，是为了给局里“争取几万元办公经费”；煤运公司经理给崔保红送了31万元，是因为煤运公司系条管单位，“怕县长刁难”。

　　三名送钱者的行贿行为有一个共性，即都是因为公家的事有求于崔保红，贿金的来源基本上是单位的公款。这种拿公款为公家的事而行贿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公贿”。

　　公贿现象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有些贫困地区为了争取上级掌握的专项扶贫资金，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人拿公款行贿。再比如久治不愈的“驻京办”问题、“跑部钱进”现象，多和公贿有染。

　　公贿作为贿赂的一种形式，和为了个人的或者非法目的的“私贿”相比，在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方面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且社会危害性更大——它是慷公家之慨，拿公款行人情，造成了政府资金的浪费流失，可以说是“罪上加罪”。所以，遏制公贿，应当成为当前反腐败工作中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研究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

　　公贿之所以大量存在，除了行贿者的主观因素，以及有关方面对这种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外，有两个客观原因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公共资金的有限性。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来说，政府掌握的可供配置的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共资金在一定时期数量上都是有限的。面对“僧多粥少”的现实，有的单位、有的部门为了使自己分得或者多分得一些公共资源、公共资金，可能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即拿公款行贿掌握公共资源、公共资金的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实权公职人员，“以小钱换大钱”。二是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部门在配置公共资源、分配公共资金方面，运作不规范、不透明。一些公职人员在行使行政审批权，配置公共资源、分配公共资金时，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掌握某种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欲熏心时，对有求于自己的下级单位就会百般刁难，该办的事不办，该批的钱不批，等着对方送钱来，好以权谋私。

　　所以，要遏制公贿，在廉洁自律教育方面，有必要告诫公职人员：不论是个人受贿还是单位受贿，都属于违纪违法行为；即使是拿着公款以单位名义行贿，个人也要受追究。在执纪执法方面，不仅要对受贿者严加查办，对公贿的单位和个人，也要严肃处理。同时，鉴于上述公贿产生的客观原因，想从根本上遏制公贿，最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政府掌握的可供配置的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共资金的数量。在政府管理方面，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等各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行使，使其公开、公正、有序；强化用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尽可能减少实权部门、关键岗位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配置公共资源、分配公共资金时，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搞权钱交易。

　　公贿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遏制公贿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科学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笔者浅见，权当抛砖引玉。(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