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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新对话这个大舞台的搭建之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期间是中美之间历经四年的博弈和磨合

　　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尤如一场千年大戏，当前中美关系已越来越成为“核心剧情”。7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为中美关系的大戏搭起了最新舞台。

　　然而，这个大舞台的搭建之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期间是中美之间历经四年的博弈和磨合。而仔细回味中美两国在搭台过程中的微妙博弈，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

　　佐利克开启“另类对话”

　　2005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戴秉国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会见。就一次外交部门主要官员的双边会晤来讲，这场对话显得很特别。它似乎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除了用泛泛的外交辞令肯定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之外，会议的最重要成果似乎就是在肯定会议本身：双方共同表示要把这种对话模式固定下来，作为两国的正式外交机制延续下去。当时，少数最敏感的国际问题观察家立刻嗅到了这场“另类”对话背后的划时代意义。

　　一个月以后，佐利克看似脱口而出的一个名词让这场中美对话的意义立刻昭然若揭。佐利克解释道：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建立常规对话机制的目的，正是要把飞速崛起中的中国拉到身边，并引导中国按照美国的希望来扮演相应国际角色。

　　尽管这样的目的背后体现着美国一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但它毕竟显示了美国政府主流决策者逐步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开始正视中国的实力与地位。这种新思维立刻得到了中方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把中美之间这种新的对话机制称作“高层战略对话”。

　　6次对话后才获“正名”

　　可是佐利克等人的新思维立刻召来美国国内鹰派的激烈反弹。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友也开始担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为了平抚反弹情绪，美国国务院只称中美之间的新机制为“高层对话”，决口不提“战略”二字，以捍卫“战略对话”这个只在盟友之间进行的特殊待遇。于是，从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三年间，中美总共举行了6次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外交部门高层对话，全部是双方各称一名，可谓是“言顺而名未正”。

　　不过，变化也在悄然孕育。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显露，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建立中美经济部门之间的部长级对话。中方积极响应，并最终将对话命名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次美方之所以放弃了“名号之争”，一方面是“经济战略”本身局限于一个领域，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另一方面更与中国经济地位加速提升，美国对中国所求越来越多有关。

　　“战略”曾让位“经济”

　　虽然美国终于给中美之间新的经济高层对话加上了“战略”二字，但它的战略性显然不像两国外交部门的“高层战略对话”那样纯粹。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加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很快成为美国向中国金融和贸易政策施压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双方经济交往的平台。2006年到2008年间，五次中美战略对话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巨额的贸易签单、美国媒体喋喋不休地纠缠汇率、贸易赤字问题，最后就是本来打算成为外交战略家的保尔森里外难做人、不得不沦为高级谈判代表的苦脸。

　　尽管数年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成果累累，但对于保尔森来讲，在美国政治的大背景下确实可以说是在苦苦支撑。随着布什政府的下台、保尔森的离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延续，在中美两国都产生过很大的怀疑。

　　新政府新姿态新高度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出台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对中国资金和政策依赖也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奥巴马在2009年4月G20峰会期间达成共识，要将中美两个战略对话延续下去，并整合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统一平台。对话的级别也从部长级提升到了“内阁级”。这是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对前任对华政策的继承和提升。在这种全面战略对话平台上，美国似乎也放软了居高俯就的姿态，中美战略对话进入更加平等、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正如BBC记者布鲁克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所说，奥巴马在开幕式的演讲点明了为什么现在是美国需要中国。这被舆论认为是“美国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定中国对国际议题的重要性，也将对塑造其政权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

　　在新的力量对比和政治背景下，只有美国向中国提要求的“半场攻防”现象肯定会逐步改变。然而，要说中国在新对话中“反守为攻”，则既对力量变局言之过早，也不切合双方战略交汇、平等对话的共同主题。(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