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香港刮起了一场学习普通话的风暴，这场风暴席卷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电视、广播甚至到地铁播音，普通话无处不在。
回归后，香港刮起了一场学习普通话的风暴，这场风暴席卷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置身事外，我们甚至恍惚自己是否身处“境外”，从电视、广播甚至到地铁播音，普通话无处不在。以下三个小故事，讲述普通话给港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香港教育统筹署负责国情教育的公务员张永雄先生，坦诚地说在回归之初推行国情教育曾经遇到较大阻碍，但他年轻时代的一次经历，令他终身难忘，他因此非常执著地坚持这项工作，如今可说是卓有成效。
一位来自内地的李娥珍老师，在香港教普通话30多年，她本人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普通话在香港受重视的不同程度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说普通话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物。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年轻时在家不愿说普通话被父母骂，在英国留学时第一次听到中国国歌看到中国国旗，感触良深，他于是开始在英国教华侨子女学习普通话。他形容那个时候的普通话就像是火种，很多华侨希望通过语言维续后代对祖国的感情。而如今，这火种早已成燎原之势。
张永雄，香港教育统筹局公务员，1997年前，香港某中学老师，2007年在香港特区政府从事国情教育工作。
梁振英，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1997年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2007年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李娥珍，香港树仁大学普通话教师，上海人，1997年前在香港教授普通话，2007年，仍在香港教授普通话。
张永雄：今天你打开新版香港地图，能看到语言栏里有这样一句话：“如今，普通话在香港非常流行�！被毓楹�，说好普通话已经逐渐成为港人升学、就业的必要条件。在香港的地铁、车站、公园，你随时可以听到普通话，香港电台不仅开办了普通话台，甚至还推出了“普通话购物优惠计划”，以鼓励市民说好普通话。
张永雄：星期天我去山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我缆车在哪里，我以为我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很准。因为他是个男士，我就以为他问男厕，男的洗手间在哪，我就指给他看，他就笑着说不是，不是说男厕，是缆车站在哪里。
“只要不怕闹笑话，包你学会普通话”，这是近年来流行在香港演艺圈的一句名言。为了出演普通话对白的影视剧，香港的演艺人士可谓费尽心机。很多香港演员来到内地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普通话在媒体面前出洋相。2003年十月，香港演艺界组成七十人的庞大队伍，前往北京接受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们一路苦练，为的就是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总理，你好！”
张永雄：有时候我说普通话，我的女儿就说，爸爸，你不要说了，你说的普通话都不是普通话，会干扰到我。她总是这么说，有时候她的弟弟，我儿子也这么说。 他说，爸爸你说的不是普通话，你不要说了。
张永雄女儿：有时候他叫我弟弟时就说“我儿子，我儿子�！蔽颐且蔡欢凳裁�。
张永雄：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常常说，你发音发得这么难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干扰。所以我听从他们的，家里不说普通话。
香港教育统筹局公务员张永雄能说4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现在，他最想学好的是普通话。他的妻子的普通话的水平比他高很多，正在准备参加普通话标准测试。近年，港人报名参加普通话测试，常出现通宵排长队的现象，而香港各级学校也把普通话作为一门考试科目。这一切在回归前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出身出生草根阶层，他的父母是山东人，他还记得小时候关于语言的困惑。
梁振英：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在家父母经常讲山东话，他们一直没有把广东话学好，我母
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太太说话，我太太是广东人。我母亲说的广东话，我太太听不懂。
上世纪40年代，前港英当局希望从中国内地招募一批警察，山东威海是他们的首选，因为这里曾是英国人的租界地，梁振英先生的父亲就这样从山东来到了香港，当了一名普通的香港警察。
梁振英：我的父母讲山东话，我们讲广东话，他们就骂，说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
在梁振英父辈们一代的心里，香港并非久留之地，只是他们躲避天灾、战乱的栖息地。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或落叶归根，或去海外发展，香港只是一个过渡地带。梁振英中学毕业后，即在父亲的鼓励之下，赴英国留学。他第一次听到国歌竟然是在英国。
梁振英：我们国家的篮球队，跟英国西南部的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比赛没开始的时候奏国歌，宣布这是友谊比赛，大家一起站起来，那个时候，我很受感动，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外国的地方。
很多人说，留学生最爱国。身处港英时代的梁振英先生，也是在英国，才第一次有了国家意识。
梁振英：西方人比较浪漫，个人主义，他们都不讲他们跟国家是什么关系，但是不对，奏国歌的时候，人家站起来，人家整个态度、神情，比我们中国人要庄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地经济的落差曾使很多港人对内地有居高临下之感。回归前，部分港人的国家意识也较为淡漠，但当他们走到海外，往往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张永雄在学生时代喜欢周游列国， 1983年，他曾前往欧洲旅游，旅游团里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在瑞士洛桑，导游突然提出，希望旅行团的每位团员表演一个有自己国家特色的小节目，以便相互沟通。
张永雄：有人跳竹舞，有人唱自己国家的民歌。有人讲他自己国家的一些很小的历史片段。轮到香港人的时候呢，其实演节目也是在显示自己的身份，香港人的国家是中国。有一个女同学就去表演，演唱香港的流行歌曲。我那个时候就想，怎么会有这种这么奇怪的感觉，其他团友很自然地将自己国家的东西拿出来表演，反而轮到香港，我想我们没有表现出，我们的身份是中国人。
李娥珍出生在上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来到香港，从那时至今，她一直在从事普通话教学。
李娥珍：我妈妈陪我去买衣服，我妈妈也跟我说普通话，卖东西的人不爱理我们，后来看我们非常有诚意要买这套衣服，他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台湾来的。他不是看不起内地人，而是对内地一点不了解。
李娥珍老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来港之初，她也曾想从事大夫的工作，但前港英当局拒绝承认内地学历。李娥珍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生存，她只好靠教普通话谋生。
李娥珍：一个月四节课，港币一百六十块钱，还要上门去教。他们觉得你没本事，每个人都会说普通话，你就来说几句普通话，来挣点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港人，大都有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背景。而主动学习普通话的人实际上非常有限。
大学毕业后，张永雄在香港的一家中学里当了老师，1982年，在一次考试时，他给学生出了一道关于1997香港回归的题目。没想到，他的行为遭到了校方的质疑。
张永雄：第二天我收到试卷，我们学校的校长，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在1997年的年份上，他说张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现在是1982年，为什么你问的问题是1997年呢？
1982年9 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共同探讨香港的前途问题。
张永雄：当时中英的谈判非常厉害。每天都有新闻报道。我就跟我们校长解释， 1997年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列在考试的试题里。
1984年12月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一国两制”给很多港人吃了定心丸。从那时起，学习普通话的港人越来越多。
李娥珍：我记得有个家庭，开始是一个孩子学，后来他妈妈让老二也学，后来让老三也学，后来妈妈也坐下来学。最后他们移民到澳洲去了，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红包，我拆开来一看，有三四千块钱，那时候三四千块钱是一般人两个月、一个半月的工资，我就知道整个香港对普通话开始认同，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语言。
张永雄：我们其中一个老师，他是法国人，有一次他问我，他说张永雄，你有没有看过老舍的《四世同堂》。我有一点汗颜，他都看过，反而我自己没看过。外国人都对中华文化感兴趣，我就静静地想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中国人，我想语言是认同教育很好的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亲切感就会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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