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耀邦和西部大开发：考察不坐轿车不准夹道迎送
胡耀邦提出开发西部战略构想 探求西部地区贫困根由
胡耀邦和西部大开发
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在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和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褂幸览邓枷搿⒚孕殴鄣愕�。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胡耀邦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疃幕嵋樯纤担骸拔颐腔鼓馨镏习傩崭梢坏闶裁词虑椋课以诠笾萏岢觯笾萦幸徊糠掷习傩蘸芸�，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90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10%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他的这个主张，获得万里、田纪云等人赞同，主张抓紧在云南、贵州等地实施。不久，胡耀邦到四川凉山地区调查彝族同胞的住房问题，对自治州党委的负责人说：我这次来凉山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寻找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的办法的。解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同胞的住房条件没有大的改进，现在是到着手解决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反弹琵琶”：促进西部地区生态良性循环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说，更严重的是直接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靠山吃山，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胡耀邦在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但真正从粮食这个“幽灵”的阴影中跳出来，对于西部地区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耀邦认为，对山区来说，对粮食产量不高的干旱地区来说，要跳出单打一抓粮食的思路，来个“反弹琵琶”。他在甘肃考察后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我看甘肃农业要开花，就要来他个“反弹琵琶”，即把不适宜种粮的山区和干旱的地方种树种草，进而发展牛、马、驴、骡、羊等。牲畜多了，厩肥等有机肥料就多了，此时就能多打粮食。这也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造山河的正确途径。
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当然还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胡耀邦认为，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要考虑把“封山育林”的口号改为抚山育林、抚山造林，要营林、治林、养林。要端正政策，制订规划，长短结合，以短养长，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山区人民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什么都不让群众去搞。为什么乱砍滥伐林木和盲目毁林、开垦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多年来，我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说人家不守法，整老百姓，结果我们只好把不该背的包袱背起来。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林业部等单位研究起草了相关文件，经胡耀邦审改后，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这便是后来被人们归纳为“反弹琵琶”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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