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私人阅读史 梁文道:那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
这是一本名家“私人阅读史”，是一本“书之书”；他们提供的读书经历、方法和书单都可以当样本看，可以当文献看，可读且易读。这一个个有趣的关于书的故事是他们个人化的心灵轨迹，更是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
陈平原 怀想30年前的“读书”
“自由阅读”为主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了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翻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曾“盲目”专攻马克·吐温
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
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他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
最喜欢《美学散步》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以及《论凤姐》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痪浠八担抑哟ァ懊姥А�，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
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
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和”。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梁文道 在香港读内地的书
改革开放后，小说最有长进
1980年代中期，我刚从台湾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内地出版的书，大部分是文学书，而且是较早前的文学书，比如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的作品等。这些书的出版也是当时的一个趋势，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改革开放让他们有机会重新阅读1949年前的书。
到了1980年代后期，内地进入了“文化热”的高峰期，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阿城，莫言、贾平凹、余华的作品。当时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新文学”最有长进的一部分。
除了文学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各种学术书也出得不少。记得1980年代末，我到广州、北京旅行，看到大街上有人在读萨特、海德格尔。当时在香港可以很方便就买到内地出版的简体字书。不过，当时内地的翻译作品还没与国际同步，译的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萨特等，而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可能已经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东西了。当然，当时也有后现代主义的书进来，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影响就很大。
那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
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争论，比如“人文精神”的争论。当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们应该是那时最“红”的了。王小波对我没有影响,我对王朔比较过瘾，以前我没看过别人这么写作，他把那么俗的语言写进小说里，这对我是比较刺激的。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庙堂之上，那么王朔就是把我打回了最地面、最底层的世间。
1980年代出的书大部分都是讲文化、很有品位的，畅销的是萨特、弗洛伊德的书。到了1990年代，出版市场开始变得商业化，但具体模式大家还在摸索。在这期间，一些很糟糕的出版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比如大量的抄袭，这些都是市场的牟利动机在推动。
“编著”就是一种高雅的抄袭
从1990年代到今天，是整个内地出版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单从市面上的零售环节来看，已经跟国际完全同步了。这段时间书的种类所形成的“光谱”非常宽阔。1980年代受到注意、最常见的书，在别的正常市场上是高端的，而19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众畅销书。只有到2000年以后，从最通俗的畅销书到最高端的学术书，这中间的各类书籍才都出现了。
国际市场上有一种书有点文化气息，但又不是最严肃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很通俗，比如讲厕所历史的书，科学普及的书，都属于“主流中间书籍”，它们的大量出现使整个书籍市场的“光谱”被打开了，显得完整了。
图书市场的成熟也是相对的，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首先是仍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书籍，还会赶“题材热”，比如一流行“戏说历史”，就出版了一堆；一讲《论语》，就大家都来讲《论语》。书量这么大，就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翻译质量很糟糕的书，尤其是流行书籍的翻译最烂，出现了“职业译者”，“你给我什么，我译什么”，这种翻译风气也影响到了严肃的文学、学术作品上，使整个翻译水准都下降了。虽然理论上我们出国留学的人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很多，但翻译的东西却不一定有保证的。
第三个问题是“编著”书很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书方法。其实，所谓“编著”就是一种高雅的抄袭。
王鲁湘 阅读趋向个人化
曾挑出《美学》40多处翻译问题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曾经让我读得非常认真的是黑格尔的《美学》。1979年，《美学》刚翻译出版时，我正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上大二，当时这部书读得非常艰难。为了读懂，我还专门到哲学系选修《德国古典哲学》。当时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把《美学》读得非常仔细，自以为是地在正文和注释中挑出了40多处在翻译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整理出来，给商务印书馆寄了一封信，托他们转交给译者朱光潜先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古典作品如《论语》、《孟子》等，在过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创造出来的。我们刚开始阅读这些古典作品时，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完全“颠覆”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庄子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君子人格。
30年来的阅读争论热点
30年来出现的第一个阅读争论热点，是围绕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这也是30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焦点。这场争论几乎把经济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社科类学科的人都卷进来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人都特别“迷”存在主义。我认为真正能够在阅读中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品，是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张贤亮《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让我看到了一种中国人当下的存在感，体现出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终极命运的一种思考。
当时还有一个阅读热潮是精神分析学，很多人书架上都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文学界的“寻根思潮”波及的影响面也非常大，直接引发了文学、电影、音乐界“西北风”的兴起。
从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
从阅读心态上来看，19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心灵、精神上的享受，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非常大，可以因为一部小说就引发一个争论焦点，这些现象在现在都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现的。
1980年代后，社会的价值观转向了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专业阅读，即使有争论，也是围绕着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圈内讨论，已经很少有精神阅读方面的争论了。当然，精神阅读依然存在，但已不会再有全民阅读、讨论思想的现象，到1990年代后就更没有了，经管类图书的兴起就说明了阅读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阅读更加趋向于个人化，与1980年代阅读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实在没必要几亿人同时去关注同一本书。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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