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步踏入园中，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啊，那时候我十几岁，被这句话撞了一下

　　于丹：我为什么从梦幻说起，对我来讲，第一次看到昆曲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梦，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不到20岁，中文系的小女生。

　　1984年，张继青访德回来，我第一次看她的《三梦》，就是《牡丹亭》的《惊梦》、《寻梦》和《烂柯山》的《痴梦》。我现在还记得张继青的《游园惊梦》。对《牡丹亭》的很多词早已经非常熟了，突然在舞台上看见杜丽娘，那个人是亦幻亦真的，她的孤寂，那种自我怜惜，生命对自我的觉醒，就觉得她不是活在真实的人间。她一步踏入园中，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啊，那时候我十几岁，这句话在心中有被撞了一下的感觉。

　　80年代初期，经济条件跟今天比还是挺简陋的，但文化挺奢侈的。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西方思潮呼啦涌进来了。海德格尔和荣格对我影响特别大，考虑什么是人，我们自己离自己到底有多远？什么是人的潜意识，然后就会觉得在梦境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触摸到了自己。所以就会有生命的寻寻觅觅。我看《游园惊梦》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俩的相见，是柳梦梅擎着柳枝倒退，杜丽娘也是倒退，那么大的舞台，最后两个人的后背一撞，一回身，突然之间前世、今生，就在一个相望，所有的言辞都是多余的，一说就是错，相逢无一言。你说这个寻觅为什么呢？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是，它一定是我今天生活之外的一个坐标，它一定跟我的生命相关，它不是一个欣赏形式。

　　记者：那时候你和大学生同学分享昆曲心得吗？毕竟不像什么流行的电影、歌，或者流行的哲学、心理学的书，可能很少有人感兴趣吧。

　　于丹：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怎么跟别人聊的孩子。60年代有几个孩子在家背《论语》？可能因为是独生女，让我从小有一种享受孤独的心态，比如我喜欢写日记、听昆曲。我从小喜欢的诗都怪怪的，大概八九岁的时候，人家问我最喜欢的唐诗是什么？我说最喜欢李商隐，人家说这么点小孩儿喜欢李商隐？!

　　有时候人的成长，分生命跟生存两个不同的层面，人的生存是越来越社会化的过程，越来越会接近于一种外在的标准；生命成长是一个越来越内心化的过程，你终于越来越成为自己。

　　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北师大“玩委会主任”，我一直属于性格外向，极其爱玩、会玩的人。但是我一直认为，人在这个社会上要有一些方式是不被人分享的，如果一个人完全自闭，是有问题的，如果一切是可以与人分享的，我觉得也有一点遗憾。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去郊游，每次疯疯闹闹地玩，我都是最极端的。前几天大学同学聚会还说，你就一个人爬到城墙上，12个男生搭人梯才把你给弄下来。那个跟我爱好昆曲是完全两个生命。我不是老说人要有自己生命的宽度，而不在长度。如果我老像一个假小子，会觉得你自己的心没有安处，如果我风花雪月变成特别矫情的中文系小女生，我又会觉得在生存层面上有问题。必须让生命有多种方式，而让你在这个生活里面尽可能绚烂一点，我觉得昆曲就是这样。

　　记者：你说喜欢昆曲的时候是一个普通戏迷的那种心态，追着听角儿那种。

　　于丹：我一直是以一个小戏迷的心态追随他们。过去像汪世瑜老师来北京都来我们家包饺子。2007年我去看汪老师厅堂版《牡丹亭》，汪老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以你的影响力，你什么时候讲讲昆曲？汪老师的托付，我确实特别当个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东找我，说中央三套要推一个你的节目，而且是要七天打通，马东给我列了很多题目，首选是让我说电影。我说我想说说昆曲。而且我的理念是反过来的，不一定是得让大家都努力为昆曲做事，而是昆曲可以为你今天的生活做点事，它能带给你点好玩的东西。

　　后来六大昆曲团要去香港，我说我要去看看戏。那几天日子特奢侈，我连港币都没带，一家商场都没有去，每天晚上看戏，白天在酒店，跟这些大腕们一起。他们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恍惚之感，我迷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看了几十遍。上昆的老团长蔡正仁，最好的官生；中国第一老生计镇华老师；刘异龙，中国最好的丑；张静娴，多好的闺门旦；苏昆的团长柯军，特别好的武生；还包括汪世瑜老师、王奉梅老师、还有上昆的梁谷音老师。侯少奎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你讲昆曲，太好了。

　　我本来是特没心没肺的那种人，怎么累都没事，这回到香港又那么高兴———不带任何工作，就看戏嘛。第一天在后台见他们一圈，然后看戏。结果我夜里4：20就起来了，压力太大了，我失眠了。我讲《论语》之前都没有这么大的压力。突然觉得这些人托付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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