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开创至今，虽然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但它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迅猛。据有关资料统计，以汉语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近年来，“新词酷语”(我首见这个成语是在2003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一篇题为《新生活新词语》的文章里)正以每年1000个，甚至更大的速度在增生
。此后，便是一些违规短语和句子的组合、搭配，以及貌似东拼西凑的篇章构成等等的出现。对此，社会上，特别是语言学界，也包括一些中、小学的语文教师等都有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议论。但是，无论学界如何看，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些所谓“新词酷语”和新的语法构成却情有独钟，而且还创造了不少网络的、数字的语言。近来，一种名曰“Q版语文”的读物突现市场，又掀轩然之波。
对于语言发展和使用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语文工作者们到底应当怎么看？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里，我想就一些观念的，即学术意识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语言词汇的良莠杂糅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与世界上一切语言的发展相比较，汉语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符号的增生与使用同样呈现一种鱼龙混杂、良莠杂糅的状态。这是人类语言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比如，自上世纪80至90年代，社会上一度出现泥沙俱下的语言创造与使用情景，曾引起笔者在内的广大语言工作者的忧虑，以至不断发出关于予以“整治”和“纠正”的呼吁。但语言的实际使用与发展并未笔直地走向人们所希望的“健康”与“纯洁”，不仅如此，2002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中还将“情种”、“泡妞”等在内的2200条以及相关的4000多条新词酷语收入。尽管至今仍有一些语言工作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尽管从学术的立场出发仍有讨论的空间，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毕竟从某种角度告诉我们：语言的发展是不会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制约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为配合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的连载所发表的社论中曾指出，关于“反帝”、“反封”等一些缩略语的使用是不规范的，但后来不仅这些词的使用被继续了，而且一些像“WTO”、“IT”、“T细胞”这样的西文、中外合文式缩略方式构成的词语都堂而皇之地涌入了2002年增补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事实表明，词语的产生，语言的发展有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作为现代社会的语言和语文工作者，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词酷语，不宜贸然予以反对，而应首先以冷静观察、深入思考的态度去研究它、分析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任何词语的增生都必须能够及时反映相应的客观存在，并无时不受到其相应的客观事物的制约。有怎样的客观存在，就要求有怎样的词汇和语言组合对它加以概括和描绘。没有这种对新生的社会现象进行概括与描绘能力的语言，是落后的、缺乏生命力的语言。我们当然要坚持不断地对语言的发展进行纯洁的工作，维护其健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衡量一种语言符号的产生与使用是否纯洁和健康，其关键不在于词语本身的色彩与性质，而在于我们怎样去看待它、解释它；在于如何去使用它。
其次，是要相信人民群众在语言选择和使用中的鉴别能力。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毕竟是全民所有的，也毕竟为全民共同创造。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语言最终的认同者和鉴别者。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谈到“大哥大”这个词的时候曾指出：1993年首都北京举行十大流行语的评选，这个词高居排行榜的第四位。其实，它的出身很粗俗。据说，黑社会叫小头头为“大哥”，叫大龙头为“大哥大”，“大哥大”很神气。于是，有人就把这黑社会大龙头的称号借代为通讯工具的名称了。其实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与此同时的新加坡华语社会，就没有人使用它。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这个“大哥大”也在汉语的交际和人们的自行鉴别中渐匿其迹，代之而用的则是“移动电话”和“手机”这两个名副其实又雅俗各宜的专用词语了(见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语文闲谈》续编下第54页)。还有，随同近现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相继出现在汉语使用中的“德律风”、“麦克风”、“德先生”与“赛先生”等外文音译和中西合璧的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退出了汉语的使用范围，代替它们的则是符合汉语组合规律与中国人认知心理的“电话”、“扩音器”，以及“民主”与“科学”等规范的(同样是外来的)词语。
我这样讲，并不是看轻语言和语文工作者规范化、标准化的作用，而是讲语言发展的最终裁判者是使用，是如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所说的“群众的语言实践”。早在1959年8月，在人们关于“恢复疲劳”、“打扫卫生”这类短语是否合乎语法规范的讨论过程中，他就指出：“不断地提出和接受种种新的说法(不单是完全符合语言的基本格式和一般用法的说法，也包括一些跟语言的基本格式和一般用法不全一致、而又不是决不相容的某些有用的特殊说法)，这是语言发展中间制约力量相对的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产生于语言的特性。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总要跟社会生活和人的思维一道前进。语言永不停滞。忽视这种力量来谈语言规范，所得的结论常�；岜挥镅允导仕穸�。”这里，张志公先生所指出的“新的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词、新语和新的组合等。在他看来，新词、新语和新的组合之所以在人们运用的过程中或流行，或自生自灭，是因为在没有人为规范行为的情况下，其本身所具备的“语言发展中间制约力量相对的另一种力量”起作用的结果。
第三，语言研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早在17世纪，法国一些称作“波罗雅尔派”的语言学家们，曾经主观地制造了一套所谓“合理的语法”，希望人们都能依照它来说话、做文章，但最终以失败结束。同样的，西方语言学界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自称“清洁主义者”的语言学家，他们撑起维护语言“纯洁”、“健康”的旗子，其初衷或许不无正确的因素，但实际上是固守陈规，阻止语言发展中新词、新语的创造与使用，结果也未能遏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鲜活的新语言符号的涌现。所以，我主张面对新词酷语的洪流，首先应当尽快去了解它、熟悉它、认识它。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很好地对它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上“清洁主义者”的覆辙。
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和人们的意识
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折射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迁与进步。没有语言的这种发展，则表明人们思想观念的停滞与落伍。新词酷语之所以受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年轻人的青睐，恰恰表明这样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需求。
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之所以别于以往，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其具有追新、追奇、追时尚和追求与众不同的心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势，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过去那种循规蹈矩、追求一律的状况被打破了，甚至连饮食、服饰也要求与众不同。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样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很阳光”、“挺女人”、“非常现代”、“有售”等词的出现，而且，“大家都懂、都接受”，“各处都用开了”(张志公语)。总之，语言是全民创造的，也为全民所使用，当然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心理要求和认知状态。当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前的人所开创的汉语语法理论仍被学界视为一种万全不动的固定模式，因而是永不可破(只能遵循，不能改变；只能在原有基础上修订、补充，不能违背和创造)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正如需要改革开放一样需要语言以及语言法则的解放。这就是新词酷语流行的重要的时代基础。
此外，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从未有过的色彩斑斓而又节奏快捷的氛围里，数码技术的实现，网络世界的开通，紧张的工作，放松的企望，这一切都使人们不仅要求以新奇的语言形式进行交际，而且要求交际的符号越简便、越省时、越省力越好。于是，像“886”(英语“Goodbye”的谐音)、“200”(ZOO——动物园)、“GF”(Girlfriend——英语“女朋友”字母缩写)等数字的、网络的，以及字母缩写的语言符号涌现了。从传统语言规范的角度看来，这种千奇百怪的符号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确实是难于理解，甚至是不能容许的，但从置身于快节奏的竞争激烈时代的人们的角度看，这简洁的语言符号恰恰适应了他们生活的与心理的需求，扩大了他们单位时间的使用效率。
因此，我以为，新词酷语的流行固然鱼龙混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或许也是对传统语言规范中那些束缚人们语言表达的某些语言形式的一种反叛。因此，如何使语言和语文的发展及应用在既保障规范与纯洁的前提下推陈出新，以适应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学习，以及心理需求，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语言和语文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
语言的发展警醒语言工作者反思
语言交际是一种互动的行为，不仅是口头的、书面的互动，也是思维的、心理的互动；不仅有说话和书写的语法规范问题，也有听者和读者的语法感觉问题。语言和语文工作者当然要做规范和标准化的工作，但这种规范、标准化的工作不仅是“纠正社会用字、用语的混乱”(其实，有些未必是“混乱”，而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更重要的是为新产生的语言现象寻找其所以产生、存在，以及流行的理论依据；不仅要用已有的语言法则去指导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更重要的是要从新的语言现象中去归纳、概括、挖掘出新的语言法则，以不断丰富已步入了新的繁荣期的汉语语法理论。
比如“很阳光”，它之所以不仅在现代年轻人的口语交际中，甚至在一些电视媒体主持人那里被频繁使用，我想大约有以下一些理由：1、“阳光”的特征是人们很熟悉的；2、这个事物的特征，例如它的“耀眼灿烂”，一定和讲话者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的某些方面(例如，一个人精神抖擞、光彩照人的状态)有可比性和共通性；3、“很阳光”这个短语，其语法构成虽然貌似残缺，但是在实际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听者的思维来补充完整，而且合乎事理，不会发生误解，即，可以明确理解为：“(他站在那里)很(像)阳光(那样地灿烂夺目)”。再比如，毛泽东曾说过的名言“读点鲁迅”，倘若用已有的语法和逻辑规则衡量，同样是一个不通的短语。但是，在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会误解为毛泽东是在让人们读“鲁迅”这个人，而是要人们“读点鲁迅(的作品)”。很显然，上述括号中的内容，都是听者或读者的思维所补充出来的。
我将这种组合称作“似缺实奇”，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短语组合方式”。当然，这不是在创造新的语法规则。因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早在21年前就已经告诉过我们了，他将这种能够将貌似残缺的特殊语句加以完整理解的能力称之为“语法感”，他指出：“语感是个总的名称。里边包括语义感，就是对一个词的意义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语法感，就是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格式之间的相同相异等等的敏感。”他还指出，语文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语法感，首先要培养自己的语法感，也就是说，能在语法方面发现问题。我说的发现问题，不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种问题，而是“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这种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吕叔湘全集》第11卷第154页)。我想，不只是语文教师，一切从事语言和语文事业的人们，当面对汹涌席卷的新词酷语的洪流而感困惑、甚至忧虑的时候，重温先生的这些教导，都会大受裨益、思维顿开的。
总之，汉语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新词酷语，连同其组合都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与方式涌现。面对这样的大势，语言和语文工作者们不必忧虑，不该拒绝，不该总是追在后面大呼“不对，不对”，而应冲向前面，努力地学习它、研究它，为丰富先人开创的汉语语法理论宝库，为创造正走向强势的汉语的辉煌未来而奋斗！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巨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