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这六大教训是：对分裂分子的活动不应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需要适时地、恰如其分地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并制订消除这些威胁的相应措施；不能让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过程屈从于同国家利益没有关联的一时的政治利益；为联邦武装力量提供应有的经济保障。同时截断非法武装的资金来源；应找到对付非法武装游击战术的适当办法；对高加索地区的反俄言论适时提出警告，并把它们消灭在早期发展阶段�！�

　　作者：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上将

　　四百年来俄罗斯在高加索全部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匪患。

　　面对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山民，俄罗斯政府尽管已意识到了来自他们的威胁，但仍然很长时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剿匪措施。不仅如此，他们对山民实际实行的是安抚政策，正规军与山民发生的武装冲突大多也只是在山民攻击忠实于俄罗斯居民时作出的反应。

　　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历史教给我国社会的第一个教训。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对高加索战争、对它的根源做客观的评价。

　　这一教训的实质是，19世纪俄罗斯在高加索实际上是亲手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极端危险的敌人。在这个敌人成为一般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不仅具备了对抗正规军的能力，而且还能利用起义斗争的优势打败正规军之前，对它的活动恐怕是一直有意视而不见。而且只是当俄罗斯军队在高加索面对的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的、装备精良、公然对俄罗斯宣战的伊斯兰教穆德里派信徒运动时，冲突本身对俄罗斯来说才有了意义。

　　这种消极的做法成了一种传统。比如，在我们时代第一次车臣冲突中发生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采取必要的保障俄罗斯联邦在车臣境内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措施，从而促使分立主义势力得以发展并建立起车臣匪徒武装。这最终也注定了必然要在这里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恢复宪法秩序。同时，用叶尔莫洛夫将军的话说，俄罗斯政府没能用 “少量的钱制止最坏的结果”，于是就把军队送到了那种极为复杂的条件下。而联邦军队面对的则是训练有素、配备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武装匪徒。

　　第二个教训是需要适时地、恰如其分地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消除这些威胁的措施，明确国家权力机构和军事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对军队的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对北高加索局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它因素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没有进行周密的考虑，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俄罗斯境内外大造舆论。在准备作战、解除杜达耶夫武装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实力和财力，更没考虑到战区的特点、当地居民的情绪和其它一些重要因素。

　　1994年一1996年的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计划采取特殊的“闪电战”形式，首先是俄罗斯军队、社会，乃至俄罗斯国家各权力机构都猝不及防。

　　从对高加索战争的分析中必须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不能让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过程屈从于同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时的政治利益。

　　1994年一1996年的军事行动同与它很相似的19世纪的军事行动一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这样的冲突在军事史上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参加者来说，正当联邦军队取得节节胜利时消灭匪徒武装的战斗却停止了，宣布休战，使得匪徒武装得以重振旗鼓和逃避联邦军队的打击等等，对这一切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场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当军事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时却同武装匪徒签署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这实际上是俄罗斯为了个别政治家的一时利益而对武装分子的投降。

　　第四个教训是，看来我们有必要对高加索战争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验进行一次分析，对高加索战争的军事经济方面加以研究。显然，对像高加索战争或1994年一1996年车臣战争这样大的事件不应当只是就事论事，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全国意义上的大事。但俄罗斯军事史上的这一尽人皆知的大事却一直末被重视。尽管从经济潜力来看，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帝国与20和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联邦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遗憾的是，对“神奇的勇士”——能够搬山移海、消除战争贫困的俄罗斯士兵的期望却一直没有改变。

　　在这方面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也许是最正确的，他说，不想养自己军队的人民注定要去养别人的军队。

　　这些年来俄罗斯社会一直奉行的是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相应地削减武装力量开支的思想，然而此举却豢养和武装了车臣武装匪徒。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同杜达耶夫武装匪徒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非法武装比正规部队装备还好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是事实，在1994年一1996年的车臣战争中，杜达耶夫的匪徒武装就比联邦军队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这不只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渡时期的问题。相反，这一状况恰恰被车臣分立主义领导人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利用俄罗斯经济的�；锥�，建立影子资本，然后用这些资金组织和武装匪徒。仅举以下几个事实。俄联邦总检察院统计表明，199 2年一1994年车臣曾是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黑洞”，仅通过伪造发货通知单和虚拟财政文件等非法营利手段就向国家窃取了至少4万亿卢布。据经济专家们计算，仅非法出售石油产品一项就给杜达耶夫政权每年带来8、9亿美元的收入。由此可见，巨额的卢布和外汇收入是杜达耶夫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他们可用这些钱在车臣建立武装，从国外招募雇佣军。与此同时，俄罗斯武装力量则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历史给我们的第五个教训是，无论是19世纪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还是1994年一1996年联邦军队集群的军事行动，以及1999年一2000年的消灭匪徒武装的行动都不能算是标准的军事行动。

　　在高加索抵抗俄罗斯军队的从来不是什么正规军，而仅仅是非正规山民武装，但却建有机动队，却能够实施经过秘密训练的闪电式打击的作战战术。因此，在高加索，这种武装斗争本身自然带有形式上是新的，而内容依旧的游击战争的性质；不是采用进攻，而是采用层层渗透的方式；不是采用消灭敌人，而是采用分散瓦解敌人的力量的方式取胜。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重要的游击战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都已在同正规军的对抗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军事史都证明，要找到适当的措施手段对抗游击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并非总能找到。而且经常有这种情况，最“战无不胜的”军队在突然面对非正规的、装备很差的居民武装时反而束手无策。第一个得出这一经验的还是拿破仑军队1808年在西班牙得出的，拿破仑军队终究未能战胜武器装备很差、松松散散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在1812年俄罗斯开展的游击运动中拿破仑军队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德国、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军队也都充分体验过游击队的力量。

　　尽管高加索战争在时间上距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武装对抗的性质和内容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非正规武装作战的游击战术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游击战术仍有吸引力，特别是对非法武装的领导人。在1994年一1996年的战争中以及1999年8月车臣匪徒武装入侵与车臣毗邻的达吉斯坦地区的行动中，分立主义领导人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游击战。

　　应当指出，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武装分子的这一算盘总体上是打对了。极端分子领导人通过洗脑、威胁恫吓，使得车臣一部分居民参与了抵抗联邦军队的行动。而且这部分居民的对抗不仅限于消极对抗——暗中搞破坏或是其它形式的反政府行为，而是变成了对联邦军队的公开武装对抗。至少在俄罗斯军队开始向车臣行政边界推进过程中，亲眼看到一些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居民是怎样拥护杜达耶夫政权的，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其表现是居住在同车臣毗邻地区的印古什和达吉斯坦人企图阻止俄罗斯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以至于对俄罗斯军队公然采取武装行动。这些行为往往是在这两个自治共和国强力部门的直接参与和其领导人的默许下发生的。联邦军队集群还在同武装匪徒发生冲突之前，在越过车臣行政边界之前，在与车臣毗邻的印古什境内就有了最初的作战伤亡，这绝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地居民准备以各种方式，乃至武装对抗支持分立主义势力。在联邦集群指挥部看来，这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使得他们不断修改着行动意图。这种状况更是联邦集群的士兵们没有料到的，因为随着起义行动的发展，他们本来计划执行的警察职能不得不发生了改变。无论是集群指挥部，还是军人自己客观上当然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进程。

　　终于在1999年8月，在达吉斯坦问题上武装匪徒头目们犯了一个主要的战略性失误。这次行动一开始本来计划是要使起义行动蔓延开来，而事实上则是对达吉斯坦的博特利赫地区和楚马达地区居民的一次入侵。两地居民对此也是这样理解的，结果武装分子面对的是一场游击战，但不是针对联邦军队，而是针对他们的一场游击战。因为任何一场起义行动最主要的是当地居民的支持，而这一次他们失去了当地居民的支持，车臣战地指挥官部队的行动完全是一种恐怖破坏活动。

　　第六个教训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谈的是部队在制止北高加索非法武装上的作战计划问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尽管该地区武装对抗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早在高加索战争之初由高加素独立团叶尔莫洛夫将军提出的镇压匪徒武装抵抗的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其实质是，必须对反俄言论适时提出警告，尽早把它们消灭在早期发展阶段。

　　对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和此次反恐怖行动的比较分析表明，目前的战术行动完全符合北高加索地区匪徒武装对抗的现实性质。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才得出这一结论。因此，看来从高加索战争的历史和对1994年一1996年车臣军事行动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俄罗斯军队在北高加索最终以最小的损失赢得胜利的同时也学会了打仗。


			新闻大观> 国际了望>新闻报道高加索线条：历史、政治、教训——俄在对付高加索分裂势力上的六大教训 2000年6月12日 15:20 　　提要：“这六大教训是：对分裂分子的活动不应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需要适时地、恰如其分地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并制订消除这些威胁的相应措施；不能让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过程屈从于同国家利益没有关联的一时的政治利益；为联邦武装力量提供应有的经济保障。同时截断非法武装的资金来源；应找到对付非法武装游击战术的适当办法；对高加索地区的反俄言论适时提出警告，并把它们消灭在早期发展阶段�！� 　　作者：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上将　　四百年来俄罗斯在高加索全部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匪患。　　面对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山民，俄罗斯政府尽管已意识到了来自他们的威胁，但仍然很长时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剿匪措施。不仅如此，他们对山民实际实行的是安抚政策，正规军与山民发生的武装冲突大多也只是在山民攻击忠实于俄罗斯居民时作出的反应。　　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历史教给我国社会的第一个教训。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对高加索战争、对它的根源做客观的评价。　　这一教训的实质是，19世纪俄罗斯在高加索实际上是亲手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极端危险的敌人。在这个敌人成为一般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不仅具备了对抗正规军的能力，而且还能利用起义斗争的优势打败正规军之前，对它的活动恐怕是一直有意视而不见。而且只是当俄罗斯军队在高加索面对的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的、装备精良、公然对俄罗斯宣战的伊斯兰教穆德里派信徒运动时，冲突本身对俄罗斯来说才有了意义。　　这种消极的做法成了一种传统。比如，在我们时代第一次车臣冲突中发生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采取必要的保障俄罗斯联邦在车臣境内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措施，从而促使分立主义势力得以发展并建立起车臣匪徒武装。这最终也注定了必然要在这里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恢复宪法秩序。同时，用叶尔莫洛夫将军的话说，俄罗斯政府没能用 “少量的钱制止最坏的结果”，于是就把军队送到了那种极为复杂的条件下。而联邦军队面对的则是训练有素、配备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武装匪徒。　　第二个教训是需要适时地、恰如其分地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消除这些威胁的措施，明确国家权力机构和军事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对军队的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对北高加索局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它因素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没有进行周密的考虑，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俄罗斯境内外大造舆论。在准备作战、解除杜达耶夫武装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实力和财力，更没考虑到战区的特点、当地居民的情绪和其它一些重要因素。　　1994年一1996年的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计划采取特殊的“闪电战”形式，首先是俄罗斯军队、社会，乃至俄罗斯国家各权力机构都猝不及防。　　从对高加索战争的分析中必须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不能让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过程屈从于同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时的政治利益。　　1994年一1996年的军事行动同与它很相似的19世纪的军事行动一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这样的冲突在军事史上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参加者来说，正当联邦军队取得节节胜利时消灭匪徒武装的战斗却停止了，宣布休战，使得匪徒武装得以重振旗鼓和逃避联邦军队的打击等等，对这一切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场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当军事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时却同武装匪徒签署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这实际上是俄罗斯为了个别政治家的一时利益而对武装分子的投降。　　第四个教训是，看来我们有必要对高加索战争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验进行一次分析，对高加索战争的军事经济方面加以研究。显然，对像高加索战争或1994年一1996年车臣战争这样大的事件不应当只是就事论事，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全国意义上的大事。但俄罗斯军事史上的这一尽人皆知的大事却一直末被重视。尽管从经济潜力来看，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帝国与20和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联邦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遗憾的是，对“神奇的勇士”——能够搬山移海、消除战争贫困的俄罗斯士兵的期望却一直没有改变。　　在这方面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也许是最正确的，他说，不想养自己军队的人民注定要去养别人的军队。　　这些年来俄罗斯社会一直奉行的是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相应地削减武装力量开支的思想，然而此举却豢养和武装了车臣武装匪徒。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同杜达耶夫武装匪徒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非法武装比正规部队装备还好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是事实，在1994年一1996年的车臣战争中，杜达耶夫的匪徒武装就比联邦军队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这不只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渡时期的问题。相反，这一状况恰恰被车臣分立主义领导人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利用俄罗斯经济的�；锥�，建立影子资本，然后用这些资金组织和武装匪徒。仅举以下几个事实。俄联邦总检察院统计表明，199 2年一1994年车臣曾是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黑洞”，仅通过伪造发货通知单和虚拟财政文件等非法营利手段就向国家窃取了至少4万亿卢布。据经济专家们计算，仅非法出售石油产品一项就给杜达耶夫政权每年带来8、9亿美元的收入。由此可见，巨额的卢布和外汇收入是杜达耶夫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他们可用这些钱在车臣建立武装，从国外招募雇佣军。与此同时，俄罗斯武装力量则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历史给我们的第五个教训是，无论是19世纪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还是1994年一1996年联邦军队集群的军事行动，以及1999年一2000年的消灭匪徒武装的行动都不能算是标准的军事行动。　　在高加索抵抗俄罗斯军队的从来不是什么正规军，而仅仅是非正规山民武装，但却建有机动队，却能够实施经过秘密训练的闪电式打击的作战战术。因此，在高加索，这种武装斗争本身自然带有形式上是新的，而内容依旧的游击战争的性质；不是采用进攻，而是采用层层渗透的方式；不是采用消灭敌人，而是采用分散瓦解敌人的力量的方式取胜。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重要的游击战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都已在同正规军的对抗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军事史都证明，要找到适当的措施手段对抗游击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并非总能找到。而且经常有这种情况，最“战无不胜的”军队在突然面对非正规的、装备很差的居民武装时反而束手无策。第一个得出这一经验的还是拿破仑军队1808年在西班牙得出的，拿破仑军队终究未能战胜武器装备很差、松松散散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在1812年俄罗斯开展的游击运动中拿破仑军队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德国、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军队也都充分体验过游击队的力量。　　尽管高加索战争在时间上距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武装对抗的性质和内容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非正规武装作战的游击战术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游击战术仍有吸引力，特别是对非法武装的领导人。在1994年一1996年的战争中以及1999年8月车臣匪徒武装入侵与车臣毗邻的达吉斯坦地区的行动中，分立主义领导人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游击战。　　应当指出，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武装分子的这一算盘总体上是打对了。极端分子领导人通过洗脑、威胁恫吓，使得车臣一部分居民参与了抵抗联邦军队的行动。而且这部分居民的对抗不仅限于消极对抗——暗中搞破坏或是其它形式的反政府行为，而是变成了对联邦军队的公开武装对抗。至少在俄罗斯军队开始向车臣行政边界推进过程中，亲眼看到一些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居民是怎样拥护杜达耶夫政权的，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其表现是居住在同车臣毗邻地区的印古什和达吉斯坦人企图阻止俄罗斯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以至于对俄罗斯军队公然采取武装行动。这些行为往往是在这两个自治共和国强力部门的直接参与和其领导人的默许下发生的。联邦军队集群还在同武装匪徒发生冲突之前，在越过车臣行政边界之前，在与车臣毗邻的印古什境内就有了最初的作战伤亡，这绝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地居民准备以各种方式，乃至武装对抗支持分立主义势力。在联邦集群指挥部看来，这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使得他们不断修改着行动意图。这种状况更是联邦集群的士兵们没有料到的，因为随着起义行动的发展，他们本来计划执行的警察职能不得不发生了改变。无论是集群指挥部，还是军人自己客观上当然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的进程。　　终于在1999年8月，在达吉斯坦问题上武装匪徒头目们犯了一个主要的战略性失误。这次行动一开始本来计划是要使起义行动蔓延开来，而事实上则是对达吉斯坦的博特利赫地区和楚马达地区居民的一次入侵。两地居民对此也是这样理解的，结果武装分子面对的是一场游击战，但不是针对联邦军队，而是针对他们的一场游击战。因为任何一场起义行动最主要的是当地居民的支持，而这一次他们失去了当地居民的支持，车臣战地指挥官部队的行动完全是一种恐怖破坏活动。　　第六个教训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谈的是部队在制止北高加索非法武装上的作战计划问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尽管该地区武装对抗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早在高加索战争之初由高加素独立团叶尔莫洛夫将军提出的镇压匪徒武装抵抗的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其实质是，必须对反俄言论适时提出警告，尽早把它们消灭在早期发展阶段。　　对1994年一1996年军事行动和此次反恐怖行动的比较分析表明，目前的战术行动完全符合北高加索地区匪徒武装对抗的现实性质。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才得出这一结论。因此，看来从高加索战争的历史和对1994年一1996年车臣军事行动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俄罗斯军队在北高加索最终以最小的损失赢得胜利的同时也学会了打仗。　　新闻大观> 国际了望>新闻报道